一九八三年的秋天，我在《信报》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《卖桔者言》，跟着的结集是《中国的前途》与《再论中国》。过程中査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，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。北京上头提供两位，不仅由他们出钱，而且我要在内地考查什么他们立刻处理。不是很舒适的考查。

　　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，不清洁，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。我在首钢讲话时，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，他们不同意，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。

　　考察温州时，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，倾谈到凌晨三时，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，请我题字。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，写下“雁荡奇峰高千尺，尚有温州待我情”。

　　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，作点建议，可不是一律愉快。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间国营的制药厂，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，吵了起来。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，替我们缓解气氛，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，会记得这件事。

　　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，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。他们不仅接受，而且教我很多。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，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，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。

　　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，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《变革中国》有那么大的分离。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，我却凭实地考察。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，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。

　　地价、科技、恶法

　　回头说深圳，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，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。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，得到启发：资金的回报是利息，劳力的回报是工资，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，是跑到地价那边去。

　　炒买炒卖的楼价(源于地价)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。无可置疑，自新世纪初到今天，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。

　　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《劳动合同法》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。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，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，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。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，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。

　　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，工厂纷纷拆小，或搬到越南等地，或干脆关门去也。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，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，要工人操作不停，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。

　　近几年，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，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。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，因为该市有华为、腾讯、大疆、顺丰等，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，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。